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

　　早报记者 陈良飞 黄志强

　　在唐钧看来，国内支持“延迟退休”的学者大多局限在一个“保险”(收多少发多少)的框架中来考虑养老的缺口问题。

　　唐钧显然不满意这样的一个思路，“养老问题是政府的基本责任，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更是如此。”

　　“一个人领取养老金的多少，实际上与几个人养几个人无关。相关的因素有二：一是退休时这个国家能够创造的物质财富有多大规模；二是这些物质财富将会被怎样分配。”唐钧说，“实际上，在‘保险’之外，还有很多手段，譬如财政补贴、国企分利、资产建设等。”

　　东方早报：为什么不能局限在“保险”框架中谈养老问题？

　　唐钧：所有的社会保障教科书都告诉过我们，采用“现收现支”的养老保险方式肯定是不能持续的，缴费的人越来越少，拿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，缺口必然越来越大。这是一个常识。

　　但是，这是在只考虑缴费和支出平衡的问题上，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是远远超过缴费的，如加大财政补贴、国企资产注入等。有些专家做了很多模型来证明，收的钱肯定不够发。这个常识还需要证明么？

　　东方早报：中国目前实际上采用的“现收现支”模式是怎么回事？

　　唐钧：如果说中国的社保体系在1996年算正式确立的话，实际上从1997年开始，政府就开始进行财政补贴了。当时，中国社保制度是作为国企改革的配套设施出现的，而不是一项覆盖全面的社保体系。那时候的国企刚刚缓过劲来，中央财政也很困难，难以支付已经退休的国企职工养老金。

　　尽管中国的养老保险分为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，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就变成了“现收现支”模式，个人账户只是一个计算方法。1997年，即使把所有收上来的钱都发下去，还是不够，当年中央财政就补贴了50亿元。现在，每年中央财政的补贴已经达到2000多亿元了。

　　本来，个人账户的钱是不能动的，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，没有办法。后来，我们几次想做实，但都没能实现。

　　东方早报：现在有一种说法，称延迟退休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在减少。你怎么看这一说法？

　　唐钧：中国的劳动力确实在减少，但这一群体主要集中在16岁至25岁的人群中，实际上，这一趋势从2004年就开始了。

　　但是，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现在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最高峰。中国16岁至59岁的劳动人口目前有9亿多人，这一水平可能会延续到2025年，到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，中国还有8亿多劳动力。
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中国并不缺劳动力。当然，你可以说，从“几个人养几个人”角度来讲，中国的赡养比实际上在缩小。

　　东方早报：延迟退休能解决中国的赡养比问题呢？

　　唐钧：延迟退休解决不了新生劳动力减少的问题，只有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才可以解决这一问题。

　　中国的劳动力群体有一个结构性问题，就是年龄偏大。如果只是简单延迟退休，中国劳动力群体的年龄结构会更加偏大。

(原标题：“不能局限在‘保险’的框架里谈养老”)